前言：這個曾經強烈主張、需要并理應享有“碳空間促進發展”的國家，現在越來越傾向于更清潔能源的選擇。此外，作為南亞地區最大的儲能市場，在大規模可再生能源發電項目和電網基礎設施升級改造的建設熱潮帶動下，印度儲能市場呈現出十分活躍的態勢。

2018年8月20日，彭博新能源財經政策法律顧問VandanaGombar撰文，他將目前印度能源轉型的政策導向和現實挑戰形象地比喻為“多頭鳥”，分析了該國在控制污染物排放和實現綠色發展進程中的國內阻力、污染與經濟發展間的重重矛盾，并探討了發展中國家實現能源轉型的前景與機遇。

印度流傳著一個古老的寓言，是關于一只長著兩個不同腦袋的鳥——這兩個腦袋的思維并不總是一致。在一場爭執之后，一個腦袋密謀著如何與另一個腦袋進行最終的對決。試想一下，如果兩頭鳥有著更多的頭——就像印度的能源政策，朝不同方向看，且互相矛盾互相牽制的多頭鳥。例如，政府支持可再生能源發展的呼聲高漲，而在其他場合則支持新的燃煤發電項目發展。

然而，拋開所有的“喧囂”并非易事，就印度而言更不容易——你可能會開始發現一些令人驚奇的東西。這個曾經強烈主張、需要并理應享有“碳空間促進發展”的國家，現在越來越傾向于更清潔能源的選擇。

這樣的選擇將面臨極大的風險。一方面，作為世界第二大人口國，印度擁有13億人對健康和舒適的需求;另一方面，還有碳排放和氣候變化的世界發展軌跡，以及印度在這些應對氣候變化措施中的關鍵作用。要用一句俗語來講，“巴黎打噴嚏意味著法國感冒了”，那么如果印度碳減排“卡殼”，全世界將面臨“過熱”風險。

彭博新能源財經(BNEF)在《新能源展望2018》(NEO2018)中預測，印度電力領域的污染物排放量將在2033年達到峰值，比目前的水平高出29%左右，繼而下降。到2050年將比2017年的水平低22%。

就在兩年前，NEO還預計印度在2016年至2040年之間的發電污染物排放量將增加兩倍，這將是同期全球電力行業二氧化碳排放量上升幅度最大的一次。那么我們又能夠從污染物控制政策和清潔能源發展中總結什么樣的經驗呢?

本地壓力

在印度，公民對于靠近人口稠密地區的污染物排放，包括來自火電廠的排放，以及其對健康影響的意見越來越大。政策制定者最初在2015年作出了回應，制定了嚴格的發電廠排放規則，規定的履約期限到2017年12月，繼而將控制排放的最后期限推遲了5年，至2022年。這一拖延可能被解釋為：“解決發電廠排放問題并沒有被嚴肅對待。”有人猜測，當2022年到來時，印度可能會把最后期限推得更遠。但印度真的會選擇這樣做嗎?

“那人民的健康呢?與此無關嗎?”據新印度快報(NewIndiaExpress)報道，上個月，印度最高法院就一件與新德里嚴重空氣污染有關的問題，詢問了為電力部門出庭的律師。與此同時，發電廠排放控制設備的銷售量正在快速提升，各個家庭和辦公室也試圖通過安裝空氣凈化器來凈化空氣。就在今年早些時候，印度總理辦公室的空氣凈化裝置發出了一陣嗡嗡聲。這或許是對空氣污染問題最高程度的“確認”。

還有一個例子，由于空氣質量的惡化，坐落于首都新德里的一座非常老舊的燃煤發電廠被命令關閉，盡管這只是臨時性措施。燃煤發電廠因環境污染的問題被關停，對于其他國家而言可能并不如雷貫耳，但在印度，這卻是令人震驚的事件——該國70%以上的電力供應來自燃煤電廠。

這一事件或許表明，印度人口中心附近的其他所有在運或在建的燃煤電廠都面臨威脅，特別是在積極開發替代能源的情況下。根據印度電力部的數據，作為世界第三大電網，該電網燃煤及褐煤發電的負荷指數在去年下降至61%，而十年前是78%。

在該國的另一個地區，當地污染控制委員會下令關閉韋丹塔資源(VedantaResources)旗下的一家銅冶煉廠，此前曾因該工廠的污染問題發生過暴力沖突事件，導致多達13人死亡。一些人認為這是污染問題的主流化，而另一些人則繼續認為這是在印度境外醞釀的陰謀，目的是維持該國對銅進口的依賴。

高目標

與此同時，印度正在制定“國家清潔空氣計劃”(NCAP)，以監測和管理空氣污染。這項64億盧比(約合9000萬美元)的提案包括了國家和州一級污染控制委員會中關于“增強人力和基礎設施建設”的巨額支出。

NCAP的目標是將清潔空氣的“斗爭”從政府中心轉移到各州和城市，以預期在那里會產生更大的“化學反應”。一種觀點認為，如果總理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Modi)政府想回避艱難的決策，或是有關空氣質量的激烈辯論，那么其就不會在2015年大張旗鼓地推出國家空氣質量指數(NationalAirQualityIndex)。

對空氣質量的實時監測很快將擴大到更廣泛的城市和城鎮，這也將引發關于“緩解計劃”的嚴肅辯論和激烈討論，或許這就是目的所在——這可能是一個“蓄意”的計劃，將空氣質量推到國家層面上，為后續行動創造空間。

“我們正在全國范圍內測量空氣質量，并發布實時數據。我們打算解決空氣污染問題，而不是拒絕承認它。”環境、森林和氣候變化部的秘書ArunKumarMehta說。

另一項舉措，是在全國推出“分級反應行動計劃”(簡稱GRAP)，列出在空氣質量惡化時需要采取的行動，特別是在問題最嚴重的100多個城市。這些行動將包括關閉火力發電廠和柴油發電機組。

從水泥廠到磚窯——無論是在政府確定的117個高污染行業中，還是在火力發電廠，所有單位都被迫監測并控制污染物排放。盡管在報告中肯定會有人為操作的空間，合規檢查也是不完整的，但盡管如此，政策的方向是明確的。

在移動端排放方面，政府建議在2020年之前，從目前實施的“歐4”標準，直接躍升至“歐6”標準。這樣嚴格的標準在其他國家并不多見，不過目前首都新德里已經實施了“歐6”標準。

電力交通

印度交通部長在2017年9月宣布，到2030年，印度將建成一個全電動汽車市場，這引起了相當大的轟動。從那以后，這一想法卻遭遇了現實的阻礙，并沒有轉化為官方政策。盡管如此，許多政府所屬的公司和部門，正在通過對一家能源服務公司約1萬輛汽車批量采購招標，來獲得電動汽車的保有量。

同時，在這個國家的道路上，可以看到許多電動三輪車，它們基本上用于解決“最后一英里”的公共交通問題。同樣，電動公交的采購也正在開展。BNEF預計，世界各地的公共交通工具將先于其他使用類型的車輛實現電氣化，因為它們可以提供更快的回報——每時段行駛的里程更多。

新德里政府預計購買1000輛全電動公交，并在2019年3月前全部上路。今年早些時候，中國比亞迪(BYD)與印度的Goldstone合作，在印度贏得了290輛電動公交汽車的訂單。這一跡象表明，各邦政府都在激勵措施和運營成本減少的吸引下更多地選擇電動公交汽車。

雖然電動用車、充電樁產業逐步發展壯大，但同時，隨著政府決定將電動汽車的補貼轉向公共交通，而不是私人交通工具領域，電動汽車的增長將受到限制，這樣的局限將持續到電動汽車的價格與傳統內燃機汽車價格持平，預計這樣的局面將在2020年的某個時間實現。

同樣在交通運輸領域，新德里的地鐵實際上正從地處印度中部的MadhyaPradesh太陽能發電廠購買大量的所需電力。有趣的是，這家地鐵公司其實也面臨著項目風險——該公司簽署了從Rewa電廠購買電力的鎖定協議，以換取在電力購買協議期間節省約1.2億美元的費用。

太陽能產業發展

煤炭資源豐富的印度正以擴大太陽能建設規模為發展目標——裝機規模僅次于中國。印度希望在接近100吉瓦太陽能裝機目標的同時，推動國內太陽能電池板的生產。但其可能會在這條道路上出現一些失誤，正如該國剛剛對太陽能電池板的進口征收了保障稅，但步伐顯得有些過快。

7月，該國的太陽能發電能力超過23吉瓦，另有10吉瓦正在建設，同時，有超過24吉瓦的項目已經立項。印度電力部長R.K.Singh近期對議會闡述：“國家有望在2022年前輕松實現100吉瓦的太陽能發電裝機的目標。”

根據BNEF最新發布的《新能源展望2018》，到2050年，印度將擁有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光伏裝機——近1000吉瓦。這一擴張在很大程度上將以犧牲該國現有的最大能源份額為代價：“煤電在發電組合中的作用從2020年中期開始逐漸減弱。”NEO2018稱。

到2050年，燃煤發電將只占印度總發電量的14%，裝機容量僅占到5%。考慮到越來越多的零邊際成本的太陽能和風力發電廠將向電網輸送電力，對于特種的利用也將繼續受到壓力。

綠色證券初現鋒芒

本月早些時候，國家綠色審理委員會(一個成立于2010年的準司法機構，專門負責調查與環境和自然資源有關的案件，并有權處以罰款)堅持奉行其早先的法令，不允許使用10年或以上的柴油車輛在首都的街道上行駛。今年7月，該綠色法庭將大眾汽車(Volkswagen)送上了被告席，稱大眾汽車沒有召回其在該國的所有可能導致污染的車輛。

那些對綠色法庭的裁決感到不滿的人可以向印度最高法院提起訴訟，而印度最高法院本身也站在對惡劣空氣“攻擊”的最前線。例如，它一直要求政府在全國范圍內禁止在工業生產中使用焦炭和焦油。這一禁令已經在首都新德里的重點地區實施。

最高法院正試圖從污染的影響中拯救代表性建筑、世界奇跡之一——泰姬陵。為了確保泰姬陵周圍的工業污染得到控制，聯邦政府和該建筑所在的北方邦政府已經開始采取措施，以確保泰姬陵周圍工業的污染物得到控制。

據印度時報報道，中央污染控制委員會(CPCB)已于8月2日下令關閉了違反排放標準的BilasraikeSponge鐵工業公司。同時，就在5月份，Uttarakhandd地區多達366家污染單位被要求停止作業。根據印度時報報道，CPCB近期發現了各政府機構藐視有關建筑物建設和拆除時的環境規則，近而“敲開了法庭的大門”。同時，州級污染控制委員會發布了關于關閉維丹塔銅冶煉廠的指示，意味著污染控制委員會正在政府的指導下，與政府通力合作加大治污力度。

2017年12月，印度電力部長辛格向議會通報了一項分階段實施計劃，為414臺燃煤發電機組(約161吉瓦)安裝二氧化硫排放控制設備(通過煙氣脫硫)以控制發電廠的污染物排放，并對總計約65吉瓦的電廠靜電除塵器裝置進行升級改造。對于那些沒有空間安裝和使用煙氣脫硫系統的電廠，它們的所有者需要探索替代技術才能符合政府對污染物排放的要求。

污染與經濟

時至今日，印度不再是持“一個需要碳空間實現發展”論調的發展中國家。籠罩首都的煙霧，特別是在冬季，除了對當地居民的健康造成嚴重破壞外，同時正在導致勞動力和資本流失。

世界衛生組織(WorldHealthOrganization)在2018年5月發布的一份最新報告中表明，世界上每10人中就有9人呼吸著含有高濃度污染物的空氣。空氣中的顆粒物是令人嚴重關切的問題——“造成空氣中顆粒物污染的主要污染源來自于家庭、工業、農業和運輸領域，以及燃煤發電廠對能源的低效利用。”

目前中國在經濟發展上遠遠領先于印度，印度一些城市的空氣質量遠不及中國城市，決策者將其理解為——“這是綠色發展的挑戰”。環境部長Mehta說：“我們的空氣質量，健康和GDP增長之間的聯系，在最高級別的政府中得到了很好的理解。”

但其沒有考慮到氣候變化可能對印度造成的不利影響。世界銀行2018年6月發布的一份報告預測，如果全球氣溫繼續上升，印度國內生產總值(GDP)可能會損失近1.18萬億美元。

如果將印度的政策比作一只兩頭鳥，不如更準確地說，是一頭多頭鳥。不同的頭繼續說著不同的話，正如上個月，該國即將離任的首席經濟顧問ArvindSubramanian再次談到西方國家的碳帝國主義政策。他在去年撰寫的國會經濟調查中認為，如果把可再生能源的“社會成本”考慮在內，可再生能源的成本比煤炭或將高出數倍。

所以，正如我們看到的多頭鳥，不僅有多個頭，我們也不能忽視它身體的意義。就印度而言，這只多頭鳥的身體正朝著一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明確的方向飛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