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回收模式回收的廢舊蓄電池量占出現總量的80%，長期占據回收市場主導，導致合法正規的回收公司生存空間越發狹小，形成了‘劣幣驅逐良幣’的局面。”三月四日，全國人大代表、浙江天能集團董事長張天任在接受經濟觀察網記者采訪時候表示。

作為電池行業為數不多的全國人大代表，張天任一直比較“高產”，他今年又帶來了18份建議和提案，比2017年又新增了一條。在張天任的提案中，有3條行業建議，其中兩條直接與電池行業相關。其中有關電池回收的有2條，分別是構建全國廢舊蓄電池規范化回收體系、蓄電池消費稅調整優化。另外，就低速電動汽車發展，張天任提出了低速電動汽車發展要堅持市場導向的建議。

“四輪低速電動汽車技術條件排除鉛酸蓄電池不合理，政府要監管、公平公正，科學制訂技術條件標準。”張天任呼吁。

非正規鉛酸電池回收量增10%

張天任在此前幾年中，每年“兩會”期間都會就電池行業的發展提出建議。在今年，張天任的提案重點直接放在了鉛酸電池上。我國是全球最大的蓄電池生產國和出口國，蓄電池年產量約占全球總產量的4成，據發改委最新公布數據，2017年，我國金屬鉛的產量為472萬噸，約占全球鉛總產量的44%。但截至目前，我國尚未建立完全由正規公司主導的規范有效的蓄電池回收體系。

隨著鉛酸電池的產量提升，廢舊電池的回收問題也越發迫切。“廢蓄電池非法傾倒量逐年上升。”張天任對經濟觀察網記者表示。張天任此前調查的數據顯示，廢蓄電池中，正規回收的比例不到30%，而今年張天任調查的結果顯示，在全年出現的廢舊電池中，只有20%是通過正規渠道回收的。這個數據的變化說明，鉛酸電池的回收現狀越來越嚴峻。

張天任指出，目前超過我國85%的鉛被用于生產蓄電池，銷售后遍布在廣大消費者手中。這說明鉛污染的環境隱患，不再局限于原鉛冶煉環節，而與涉鉛產品的回收與再生等密切相關。行業公認，蓄電池生產過程的環境污染隱患可防可治可控，而非正規回收處置環節的鉛污染形勢最為嚴重。

張天任表示，鉛酸電池已經有超過170年的發展歷史，在所有電池中回收率最高，發達國家廢舊電池中的鉛回收再利用率達到98%以上，我國也已達到90%以上，一些公司可以達到99%以上。公司可以從鉛酸電池的回收中建立相應的產業鏈，并獲得收益，但是目前有一些不利的因素阻礙這個產業的發展。“首先，法規政策有待突破；其次是地方政府態度不一，存在地方保護；第三市場比較混亂，缺乏有效的監管。”張天任表示。

在鉛酸電池回收上，我國目前尚無倉儲、回收、運輸標準、車載路線控制等一系列細則，嚴重制約了廢舊蓄電池全生命周期管理。張天任表示，國家對鉛酸電池公司額外征收4%的電池消費稅，其本意是防治污染行為，但這使得正規公司競爭力大為削弱。“其廢舊蓄電池的收購價格與非正規處理的小作坊相比處于劣勢，沒有競爭優勢。”張天任表示。

加征4%消費稅影響巨大

張天任表示，消費稅的征收使鉛酸電池公司在面對巨大的轉型壓力下失去了動力。2017年以來，原材料鉛的價格漲幅高達50%，由于蓄電池中70%左右的成本是鉛，鉛價上漲壓縮了公司的利潤空間，再加上4%的消費稅，鉛酸電池公司在過去一年成本飆升。“公司稅負率過重，骨干公司無不苦不堪言。”張天任說道。

據張天任調查，在2016年對鉛酸電池加征4%的消費稅之后，公司受到沖擊非常大。據介紹，安徽的一家電池公司蓄電池出口額在國內同業位居領先，2016年被征消費稅后由于成本和銷售價格提高，造成出口市場萎縮，業務成交量急劇下降近30%。

另外，開征4%的消費稅后，在國內生產蓄電池的成本明顯偏高，產業發展已逐步向低成本的東南亞國家，如越南、泰國、印度、菲律賓轉移，這些國家的勞動力成本、用能成本、土地成本都比國內便宜，又沒有消費稅。據張天任了解，浙江省已經有10多家公司到這些國家進行考察調研，考慮在這些國家投資設廠。

而另一方面，在電池回收中，小商販走街串巷，由于其交易既不開票，又沒有場地、設施和環保投入，也不使用專業危化品物流專用車運輸，肆意哄抬價格，從消費者手中回購廢舊蓄電池，賣給小作坊加工后獲取高額利潤，導致污染環境嚴重。“這導致了劣幣驅逐良幣。”張天任表示。

“三無”冶煉公司綜合利用率低，一般僅為80%至85%，最高不超過90%，導致全國每年大約有16萬噸鉛在冶煉過程中流失掉。“我國每年稅收因此損失近150億元。”張天任表示。

“電池身份證”不符合實際

在電池回收上，工信部、科技部、環保部等七部門在二月二十六日聯合公布《新能源汽車動力蓄電池回收利用管理暫行辦法》（以下簡稱《辦法》）規定，汽車公司將負責新能源汽車動力鋰離子電池的回收。同時，鼓勵社會資本發起設立產業基金，探索動力蓄電池殘值交易等市場化模式，促進動力蓄電池回收利用。《辦法》將自今年八月一日起施行。

按照這個規定，電池將擁有可識別編碼，作為回收的一環。但在張天任看來，這個方法還有待改進的地方。張天任表示，即將推行的掃碼系統，一旦電池變型或編碼被任意涂改后，將無法進行掃碼。同時，假如從銷售、收集、轉移、處置等全過程采用掃碼方式，耗費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張天任給記者算了一筆賬，比如，一個處置能力為30萬噸的再生公司，一年按10個月生產，每天處置1000噸電動汽車用小密電池，即每天處置電池約22萬只，而掃碼工每人每天只能掃碼3500個，要80多人。因此，這種掃碼方式可操作性不強。

據此張天任建議，國家鼓勵和支持具有產業鏈整合能力的綠色循環生產公司構建全國廢舊蓄電池規范化回收體系，打造廢舊蓄電池生產、收集、貯存、轉移、處置全產業鏈整體解決方法，實現綠色智造、綠色回收、綠色轉移、綠色處置，引領蓄電池行業走綠色、循環、可持續發展之路。

除了提出在物流、園地建設、政策稅收上進行扶持外，張天任特別提出政府監管體系的建立。他建議，由政府管理部門建立全國性最具權威的回收系統管理平臺，更好地實現對蓄電池產品全生命周期監管。為確保各蓄電池的商業機密不被泄露、行業信息安全得到保障、平臺更具社會公信力，而不能由某家公司或有公司背景的單位或第三方盈利機構建設運作和組織執行；

張天任表示，建議從國家層面出臺相關政策法規，從嚴從重打擊蓄電池非法產業鏈上回收處置行為，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從源頭上確保合法正規的回收處置公司走上良性發展軌道，為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進一步落實供應有力保障。

“目前通過工信部《蓄電池行業規范條件》的公司只有132家骨干公司，全國蓄電池公司的數量已由2012年的1749家減少至300家左右。集中度大幅提高，這些骨干公司能成為我國自主品牌的代表。”張天任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