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電池產業曾給我國電池產業之都湖州市長興縣的環境造成了傷痛，長興也因此爆發了轟動全國的血鉛事件，一時間，整個行業被推至社會輿論的風口浪尖。

本著讓全村人不僅有飯吃、有活干，還要有一定財富的初衷，張天任帶領新川村民們甩開膀子合伙干起了電池廠。

這一干就是32年。

讓張天任至今仍印象深刻的是近13年間長興蓄電池產業所經歷的兩次變革。后來，一直被長興人驕傲地稱之為兩輪轉型升級之路。一次發生在2005年，另一次是在2011年。

這兩次轉型升級徹底改變了長興原有的電池產業格局。

從最初的175家到61家，再到最后的16家，長興蓄電池公司在一輪輪洗牌中大幅減少，整個產業卻并未因此一蹶不振，反而實現了產值增長超13倍，天能、超威兩大集團成為千億鋰離子電池級龍頭公司，引領整個行業發展。

彼時，張天任不僅是執掌天能集團的董事長，亦是浙江省蓄電池行業協會會長。在他看來，關停低、小、散污染公司，同時進行收購、兼并和整合，最終讓長興電池產業重獲了新生，并促使環保和經濟獲得雙贏，這條路子是走對了。

從創業伊始的簡單初衷，到產業洗牌后既要有錢花，更要有好的環境，這其中的轉變，張天任深知意味著什么。

當記者在人群面前問他，天能當年面對怎么樣的轉型之痛、考慮最多的是什么時，他的回答有一種算長遠賬、算大賬的智慧：做公司有長遠眼光，就不會計較眼前得失，而會考慮的更全面、更長遠。盡管我們在轉型升級過程中遇到了很多難題，很痛苦，面對各種阻力，但我們相信這條路是對的，并堅定地走下去，動力就源于此。

假如當時不下決心淘汰落后裝備和工藝，不創新技術，我們不可能走到今天。張天任說。

浙江湖州市長興縣現在被譽為我國電池產業之都，但誰能想象就在幾年前，電池產業曾給其環境造成的傷痛，長興也因此爆發了轟動全國的血鉛事件，離此不遠的德清縣，亦是如此。一時間，整個行業被推至社會輿論的風口浪尖。

而此后掀起的環保整治風暴，又使長興在痛定思痛之后面對著另一場陣痛和博弈。

兩輪洗牌

從公司總數175家減至16家，從總產值17.31億元升至246.32億元，從全國重金屬污染防控區到重金屬污染防治示范區，這是兩輪洗牌給長興電池產業帶來的變化。

而此前很長一段時期，長興產業結構先天不足，偏高能耗、高污染，低、小、散產業布局嚴重阻礙了長興經濟健康發展。除了小蓄電池廠外，長興縣還有小石粉廠、小化工廠、小皮革廠等，雜亂分布于各個角落。

可以想象，在1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近200家蓄電池廠分散生產對環境所造成的影響。張天任說，當時很多公司是手工作坊式的，既無營業執照，也無環保設施，可以說是村村點火、戶戶冒煙。

這里電池產業最早興起于改革開放初期。張天任告訴記者，當時農村有大量富余勞動力，他和村民集資創辦了天能，那時每人投資500元到800元，這在80年代的農村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那時，當地電池生產幾乎無任何環保措施。張天任坦言，剛進這個行業第一天就目睹了電池生產對環境的污染。酸水、廢水排放就是挖兩個坑，一個坑里放上石灰，把酸性中和一下，再淌到另一個坑自然滲透掉，鉛污泥在坑里沉淀，就是這么簡單的環保。

此后的十多年間，全國多地相繼爆發血鉛事件，長興也深陷其中，當地居民鉛中毒、莊稼鉛超標，地下水也被污染，整個村子被迫買水喝。

這種困局在兩次轉型升級后才得以扭轉。2005年首輪整治，175家蓄電池廠銳減至61家，公司技術裝備由手工轉向半自動化；2011年第二輪整治，公司再次兼并重組減至30家。現在實際在產16家，全集聚在工業園區。長興蓄電池產業的瘋長格局就此終結。

轉型陣痛：一場利益博弈

張天任深感轉型升級帶來的陣痛和紅利。

在天能集團辦公樓一間會議室里，他告訴記者，這是一場利益博弈，必須有壯士斷腕的決心。

當長興全縣正大刀闊斧進行首輪電池行業整治時，天能迎來了轉型的關鍵時期，這次轉型讓張天任記憶猶新。他沒有率領公司完成類似蛇吞象式的驚人收購，他所引領的是一場電池行業的自救。

在洗牌中，天能、超威兩家公司兼并了當地大大小小數十家傳統電池廠，這讓此后的天能、超威獲益匪淺。2007年，天能集團旗下天能動力以我國動力鋰電池第一股在香港主板上市。

不過，張天任告訴記者，在行業整治大背景下，當時關停一家公司至少損失在1000萬元以上，這是令他頭痛的事情。天能關停了早前收購的一家無任何環保設施的合資公司，損失近3000萬元（政府補貼1000多萬元）。

長興當地一位參與過此前行業整治的公司人士對記者說，當時在環保整治中，確實有很多污染問題很嚴重的電池廠要被關停，也有不少公司被兼并重組，但由此也引發了一系列社會問題和矛盾，比如工人如何安置、債務如何處置、諸多利益糾紛如何解決等等。因為當時有的工人也投了資，公司關停了，必然對他們的生活造成影響。

而關于天能這樣的大公司，第二輪轉型升級雖使其實現全自動以及智能化改造，但它也面對著諸多難題，比如剛更新環保設備不久，新標準又出來了，而且地方標準比國家的要更高，這迫使其不得不再次改造升級。

這確實讓我們很痛苦。張天任說，當時股東爭議很大，甚至有人指責他經營嚴重失誤。因為4億多元裝備剛上不久就換掉，是全部要步入壞賬處理的。但天能最終頂住了各種阻力和壓力。寧可發展慢一點，也必須改造升級。他說。

而就在兩年后，天能遇到了難關，公司出現有史以來的首次虧損。據張天任講，當時面對著股東的質疑、銀行的懷疑和社會的關注，壓力很大。2015年以后內部爭議越來越小，因為新裝備投入使用后，公司很快實現了盈利。

而關于地方監管部門而言，在行業整治過程中，他們則又面對著另一種痛。

徐兆輝是湖州市環保局副局長，他曾經歷了這一過程。他對記者表示，當時我們面對的問題確實很復雜，特別是對低、小、散電池廠的整治和關停，引發了一些矛盾和糾紛，當時甚至有業主威脅執法人員：你們要再來關廠，我就從樓上跳下去。

長興縣環保局黨組成員俞文杰說，當時一鋰離子電池廠家個蓄電池能賺十多塊錢，各個小電池廠效益都很好。有的在晚上摸著黑、偷偷生產，有的干脆全天生產。

俞文杰在第二輪電池產業轉型升級時，還是和平鎮環保所所長，當時轄區內9家蓄電池公司須進行原地整治提升，其中首要任務是讓這些公司先停產。

但是，在行業利益誘惑和驅使下，要責令公司停產整治，其實并非一件易事。俞文杰深感壓力之大，據他講，當時采取了一些非常舉措，比如聯合供電所對其斷電停電等，此外也要一戶戶上門走訪做工作。

王楚斌直言：這涉及到很多人的利益問題，是利益之爭當然會引發各種矛盾，關停整治工作確實不好干，但不到位也不行，必須要有鐵的手腕和鐵的決心，綜合運用法律、經濟、技術及必要的行政手段，建立淘汰落后產能長效機制等。

當記者問到環保整治中面對的最大擔憂是什么時，王楚斌說，就是如何確保不把行業整垮、整掉，而是要通過整治，改善環境，把產業做大做強。

此外，超威集團總裁楊新新也向記者介紹，超威數10億元公司兼并及改造資金的投入，也引起了公司內部的極大爭議，認為存在一系列風險，但超威轉型升級后也實現了發展壯大。

轉型紅利

這座前后投資達48億元的循環經濟產業園，堪稱天能集團的一張王牌，也被張天任視為電池制造生涯中的得意之筆。

記者了解到，目前，該產業園實現了鉛回收率99%以上，已建成年回收處理30萬噸廢鉛酸蓄電池、年產2000萬千伏安時動力儲能用密封鉛酸蓄電池兩大項目，是我國蓄電池行業唯一一條集生產、回收、冶煉、再生產于一體的閉環式綠色產業鏈。

該產業園位于長興縣城南工業區，距縣城約30公里，自2012年建成投產至今已頗具規模，就算只是走馬觀花地繞看一圈，也要一個半小時。在這里，蓄電池回收再制造的魅力，無人能夠抗拒。

在這座工廠里，記者聞不到被污染的氣息，也沒有像其它涉重公司隨處可見的水蒸氣和雜亂堆放的廢品。

引起記者極大興趣的是，這里上演的工業廢水養魚場景。望著游走于水池的鯉魚，天能集團總裁助理蔣玉良告訴記者：工業廢水都經過了無害化深度處理，可以用來養魚、澆花，這也是監測水質的一種方式。現在天能工業用水重復利用率達100%。

記者走進天能蓄電池回收及再制造車間，一排排整齊的生產線正在運行。這十多年，裝備逐步實現由手工到半自動化，再由半自動、全自動化升級為全自動裝配生產線，與智能制造相結合。蔣玉良坦言，現在一條線上僅幾個員工，但卻相當于以前數十人甚至上百人干的活，人均產能提升3.7倍，每15秒就產出1塊電池。

其實在很多人眼里，一塊鉛酸蓄電池用完后便無價值，但在這里一塊近10斤重廢舊鉛酸蓄電池經多道工序后，被分解提煉回收的物質再次送進生產線，便可重新造出鉛酸蓄電池。

據蔣玉良講，從廢料中直接回收再生鉛，公司生產成本、能耗、排放大幅降低。提取再生鉛的成本比原生鉛低38%，能耗僅為原生鉛的35%，每生產1噸再生鉛可節約標煤60%、節水50%，同時減少固鋰離子電池廢60%，減排二氧化硫66%。

轉型后的兩本賬

環保與經濟這兩本賬怎么算，持續備受社會關注。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李佐軍認為，面對這兩本賬，地方政府一般會優先選擇經濟，環保則相對滯后，仍是短板。關于污染問題，假如政府意識不到或下不了決心，那環保整治就很難推下去。所以地方政府應拿出更多精力治理污染，補好短板，這樣才能達到經濟與環保的平衡。

長興縣經信委副主任姚建忠說，經濟與環保是一個統一體，并不矛盾。環境治理促進經濟發展，這毋庸置疑。我們現在正在回頭看，加緊補短板。長興縣產業轉型升級并未結束，仍在繼續。

據當地政府部門數據顯示，2017年長興縣蓄電池行業實現產值246.32億元，全縣規上公司產值1305.83億元，占比18.86%；貢獻稅收7.8億元，全縣工業稅收39億元，占比20%。天能、超威兩家千億級蓄電池公司，在細分行業中擁有全國定價權。

其中，天能已持續四年實現高速增長。據張天任講，天能每一次創新升級都付出了沉重代價。盡管出現過虧損，過程很痛苦，但最終我們嘗到了處理好發展與環保兩本賬、重視綠色發展所帶來的紅利。

他對記者算了一筆賬：2000年以來公司環保投資近20億元；近三年，有4.7億元環保及制造設備被換下，被再次優化，但最終實現每年以20%的銷售和30%的利潤在增長。他說，這關于曾抱有質疑的股東和員工來說，感觸很深。

公開數據顯示，2017年天能集團營收達1127.8億元，綜合實力位居我國電池行業百強公司第一，全球新能源公司500強第26位。

實際上，長興縣其它產業也在進行環境治理。長興縣副縣長楊永章對說，2013年全縣有300多家大理石切割裝備公司，年稅收貢獻不足1000萬元，但經整治后，共15家公司，鉅大鋰電年稅收大幅提升至1億-1.5億元。

其實生態環境、產業發展以及地方經濟都是共生的。現在公眾對環境要求越來越高，假如一個地方把幾千億財政收入放在這里，但帶來的卻是污染的空氣、水和土壤，公眾肯定不會買賬。楊永章說。

根據長興縣政府數據，2017年長興60家新能源產業規上公司完成產值305.5億元，占全縣比重達23.4%。楊永章預計，再過三年，長興縣將形成一個千億級新能源產業集群。

俞文杰告訴記者，當地政府部門出臺了相關文件，嚴厲問責環保不達標公司。環保不抓好，公司就生存不了。下一步仍要搞好廢氣、廢水在線監測。